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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长银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我的大学我的诗  

2006-09-27 10:23:00|  分类: 诗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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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原载于19973月《中国大学生》杂志)

 

猛地让我回忆十多年前的大学生活,还真的啥也想不起来。十多年的尘土太厚矣。

让我点燃一支烟,慢慢从此时此地此境走向那个时代,蒙住大学生活的尘土就会云一样散开,闪出耀眼的星光。毕竟还是那片天空最晴朗。

诗、诗友、诗社,一下子又来到我身边。于是,我又回到了我的诗的校园。

安徽省蚌埠市的东南郊,安徽财贸学院一幢五层的男生宿舍楼,1982年至1986年,我就在那儿居住,求学——准确地说是写诗。

我的专业是工业会计,这个志愿是我当了一辈子公社会计可能尝到一点点甜头的爹报的。虽然我不喜欢这个专业,但看到老爹望子成龙的难过样子,一进大学校门,我乘着高考的学习惯性,热情投入备考研究生的不分昼夜的激战中。认真上课,学好每一门课,包括珠算;刻苦自学,到图书馆,饱览群书。成绩如红日头冉冉上升,差点到了全班的顶点。我是个极投入的人,认准了目标,开足马力,直线前进。要不是中途拐了个弯,想我现在已开进会计专业博士后流动站了。可是,人生总有那么多可是。那天晚上在图书馆,看累了《资本论》的我,顺手从书架上抄来一本《诗刊》,漫不经心地翻着,越翻越慢,最后我睁大小眼,盯住那排列有序、富有人性人情的诗句:“你要想起我就想起我 /像想起春天的一个梦/你要忘掉我就忘掉我/像忘掉天边的一颗星。”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东西!那情绪、那意境、那韵律一下子把我脑子里的价值、商品流通、mvp等等这些没有具象的东西统统挤走。从此我失足跌入诗潭,决心要当一名比李白大一点的诗人。

让我坚定信念的是,我的第一首充满怀乡情绪的诗——《故乡,太阳城》,寄给老家的《淮北日报》,竟给发表了。这简直是在刚上场的斗牛腚上狠抽一鞭。事实证明,我就是大诗人啦。我写得更猛了,像走火入魔似的。上课写,下课写,白天写,晚上写,宿舍实行灯火管制,我就从厕所拉根线,用被子蒙住灯火在被窝里写。有时做梦也在写诗,并且醒后能一字不落地记下来。那时满脑子都是诗,水是流动的诗,小草是生长的诗,砖墙是静默的诗。几百首诗被我写在稿纸上,投出去,大半个中国,竟没一个长眼的编辑。我心里着实凉了一下,这咋办,诗写出来没人发表,更没稿费,真是急死人了。有次急得我投稿时写下如此客气的附言:敬爱的编辑,诗若达不到标准,不发也就算了,您是不是先把稿费寄来,让我劳有所获。这才符合马克思劳动理论。妈妈的,那家杂志从此连稿也不给我退了。

教我大学语文的老师告诉我,写诗要多读书,读好书。我像一下子找到了诗稿发不出去的毛病,逮着书就读。诗歌、小说、历史、美学、哲学、心理学,着实吃进去不少干货。每当名作家路过蚌埠小停,给当地大大小小的文学青年讲座,刮风下雨我也去听,象流沙河,李国文,张锲等名人的报告我都听过。听着听着就觉得,原定三五年到瑞典领那个大奖的计划可能要推迟几天,迟就迟吧,我意已决。天底下最伟大的是诗人,最牛气的也是诗人。望子成龙的老爹,您就等着跟我沾光吧。

我开足马力写完八三年,开始写八四年,八四年春天的一个午觉之后,我忽然觉得校园象缺个脑袋似的缺个诗社。找几个诗友一碰,均有此感。那就赶快把脑袋安上吧。我们当即宣布诗社成立,我当社长,任蕴当主编,刘大群是社副,杜慎仲就当秘书长吧。校东有湖名曰龙子,我们就叫“龙湖诗社”,湖里长荷花,社刊就叫《小荷》吧。谦虚点,我们不谙世事,但成立诗社这等大事,总得让全校师生知道。会画画的诗友浓墨重彩,画了张美丽大方的海报,贴在教学楼的门旁。谁知贴上没十分钟,就被学生会的干部撕了。我闻讯气歪了嘴,怎么冒出个学生会,这学生会干部是何物。那时我沉醉诗中很少清醒,只知道有班长,确实不知道学校还有什么学生会。走,找他们去。一声招呼,闻讯的诗友个个如张飞直奔学生会办公室。一进门我就从屁股兜里掏出一本《宪法》,让学生会汪主席认真研读那句关键的法律。成立诗社没跟学生会打招呼你们就撕海报,这是违法,这样的学生会干部以后当了国家干部还怎么得了。好虎难抵群狼,对社团管理一知半解的汪主席最终认错,让我们重出一张,并写了封致歉信,贴在新出的海报旁,以挽回如此恶劣的影响。

开始出刊物,也不知找学校要经费。诗社社员们就你三块我五块地凑些钱,买纸张。自己刻蜡版,自己油印。有时是整宵整夜地干。说到印刊物,任蕴主编功不可没。系宣传干事掌管一台手摇油印机,字也写得不错,对任蕴挺有那个意思,尽管任蕴从不把他放在眼里。继而爱屋及乌,帮我们刻蜡版,印刊物,干得特欢,就像我们诗社找了个傻干活的上门女婿。那时印《小荷》,任蕴一个人去就行了。心里虽不太情愿,但为了诗歌,任蕴只得“忍辱负重”。为此我表演她好几回。可好景不长,那位干事墨头墨脸地印了几期《小荷》后,见毫无进展,便草草收兵改印宣传材料去了,我们只好自己印了。一期两期三期,《小荷》的质量越来越高,寄给报刊,常有作品给选发。谁的作品公开发表,全体社员都过年似的高兴,可稿费一律充公,当诗社的活动经费。每出一期《小荷》,我们都慎重地写上帖子,请蚌埠市文艺界名流来校园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,诸多文友确实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引导。十年之后我还是从心里感谢他们。

诗社的活动历历在目。那年春天我们背着面包去踏青,在山岗上,唱歌、舞蹈、谈诗、喝啤酒,最后每人一句诗,组成一首诗,那首诗至今我还能背出大意;那年夏天,我们去校园外的池塘边捉泥鳅,满满一大桶,煮了两大锅,夜晚在宿舍,打上几脸盆散啤,众诗友大醉一场,以后我也醉过,就是没那次醉得痛快;那年秋天,我们借用学校的破桌旧椅,到萤火虫飞舞的龙子湖边的草滩上,开篝火晚会,一阵狂欢之后,集体对天起誓:我们为诗而生、而死。

那感情确实是真的,真的令我现在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了。也是,那时我已发表不少诗作,出了本小诗集,加入了蚌埠市文联,整天苦思冥想,要把中国古典诗歌同西方现代派诗歌结合起来,创造一种崭新的诗体。整个身心象被诗歌的气筒打足了,鼓得溜圆。那对诗的感情能不是真的吗?

时不时广播电台播我的朗诵诗;报刊配小照发我的组诗,诗社的小诗友对我几乎是集体倾倒,可偏偏学校里的一小撮美丽的小女子,把我看在眼里却从不放在心里。这话也没啥不好意思讲的。那时,我看上的一小撮小女子,个个都看不上我;我看不上的一大堆女同志,却老跟我套近乎。弄得我整个大学时代虽然很忙乎但没有真正搞过一次恋爱。任蕴班上有个小女子,美丽如南方之云朵,想找任主编介绍介绍又觉有失诗人和社长的身份,便偷偷发出一封长长的情书,没料到那小女子会在晚自习时公然跑到我们班上找我,还装作不认识我一般,拿腔拿调,令全班同学鸭子似的伸长脖子看我的好戏。其实这个小女子挺有戏。她把我带到校园外一僻静处,默视我一会儿马上前进两步,盯着我动情且柔声地说:“你真的一个暑假都在学校等我吗?”同志们哪!在这最最关键的时刻,猜猜我说了什么屁话:“不!我在学校里写诗。”那前进的两步闻声退了回去,一退就退了十万八千步。假期我确实在学校里写诗,可诗非情丝,也非街上流行的女孩子喜欢的真丝,那时除了诗,怎么什么我都不懂呢!

大学四年,我写诗着迷,但专业课并没有落下。每次考试前,我就找一张挺大的纸,把课程的重点一一列在纸上,就背这张纸。四年三十几门课,我的最高得分是94,最低得分是69,算是中等吧。班上毕竟还有几位同学因补考不及格没拿到学位。

现在我从事着与诗歌无关的工作。但我仍旧感谢诗歌,她令我执着过,令我沉醉过,令我喜悦过也令我痛苦过。她使我受到了真正的高等教育,正是她,让我的大学我的青春全面开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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